【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】
高僧传
或作《梁高僧传》。十四卷。梁‧释慧皎撰。《隋书》〈经籍志〉杂传类误题作释僧祐撰，清‧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中已有辨正。收在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。
此书是总传体。在作者撰述的当时，正是梁武帝崇敬佛教，上行下效，风靡全国的时候。那时庞大的僧伽队伍中，能文善辩则享大名，潜修实行为人所忽。其中名僧高德固不乏人，而徒具虚名的也为数不少。作者为了矫正时弊，乃提出“高”字的标准来作为编集本传的尺度。又从晋至梁，曾出现不少部僧传，但是在规模上、体例上，还没有构成完整的、严谨的综合性的传记。作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，撷取各家之长，重新规划；撰成本传，遂为后来总传体例的僧传树立了典范。同时，作者对于较他略早的宝唱所撰的《名僧传》，是不太满意的。他认为名僧未必都有真实的修养和学识，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每每不随俗俯仰，未必能知名当世。因而易“名”为“高”，专门记录他认为是品德高尚、学识优长的僧人。这种观点贯串在全部书中，所以在本传中不止一次的显现出许多“高隐者”的形象来。而高僧传的称号，也即创始于此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释家类《宋高僧传》提要根据《郡斋读书志》，以为“高僧传之名起于梁‧释慧敏，分译经、义解两门；释慧皎复加推扩，分立十科”（见卷一四五）。实际慧敏即慧皎，敏字乃皎字的笔误（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卷二〈宋高僧传〉中考证很详）。
本传记录了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（67）到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（519）四五三年间魏、吴、晋、宋、齐、北魏、姚秦九个朝代中高僧的事迹。著作年代，书中没有明文。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六题作天监十八年撰，是不确的。这年是《高僧传》序文中所称记载断限的最末一年，完成当然需要一段时间。作者撰写时，曾请当代名士王曼颖审阅义例内容（见〈答王曼颖书〉）。根据《梁书》南平王传（卷二十）和江革（卷三十六）、南康王绩（卷二十九）的传，王曼颖的逝世，在天监十八年到普通四年之间，《高僧传》的撰成，最迟不得迟于普通四年。本书卷十三上定林寺〈法献传〉中有佛牙以普通三年（522）正月遗失之语，当是本传实际上最末的纪事，距离完成期间不会太远，大约就完成在普通三年或四年。这时上距宝唱《名僧传》完成的年代天监十三年（514），相差不到十年。
本传是在已往僧传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综合性的传记。他批评过去的僧传，有的偏叙一类，所涉不广；有的仅举一方，记录不全；有的纪事阙略，繁简不一；有的只录名僧，高蹈之士多所遗削。所以“尝以暇日遇览群作，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，及晋、宋、齐、梁春秋书史，秦、赵、燕、凉荒朝伪历，地理杂篇，孤文片记；并博咨故老，广访先达，校其有无，取其同异”（见〈序录〉），撰成此传。就其所引用的著作来看，是极为繁富的。可考知的有︰晋‧竺法济撰《高逸沙门传》、晋‧郗超撰《东山僧传》、南齐‧释法安撰《志节僧传》、南齐‧释僧宝撰《游方僧传》、南齐‧释法进撰《江东名德传》、南齐‧萧子良撰《三宝记传》、南齐‧王巾撰《僧史》、梁‧释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、梁‧张孝秀撰《庐山僧传》、梁‧陆明霞撰《沙门传》、梁‧释宝唱撰《名僧传》、不详作者撰《安清别传》和《于法兰别传》、晋‧王秀撰《高座别传》、晋1‧康泓撰《道人单道开传》、宋‧王微撰《竺道生传》、宋‧张辩撰《僧瑜传赞》和《昙鉴传赞》（以上僧传类）。《晋书》（未详何家）、魏‧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、宋‧徐爰撰《宋书》、宋‧沈约撰《宋书》、秦‧车频撰《秦书》、燕‧田融撰《赵书》（以上史籍类）。晋‧释法显撰《佛国记》、晋‧庾仲雍撰《荆州记》、宋‧释智猛撰《游行外国传》、宋‧释昙宗撰《京师寺塔记》、南齐‧刘悛撰《益部寺记》（以上地志类）。晋‧陶潜撰《搜神录》、晋‧朱君台撰《征应传》、宋‧王延秀撰《感应传》、宋‧刘义庆撰《宣验记》和《幽明录》、南齐‧王琰撰《冥祥记》、梁‧任昉撰《述异记》（以上杂记类）。不详作者撰〈四十二章经序〉、吴‧康僧会撰〈安般守意经序〉、晋‧孙绰撰〈正象论〉、〈喻道论〉、〈道贤论〉、〈明德沙门论目〉、晋‧康法畅撰〈人物始义论〉、晋‧张野撰〈远法师铭〉、晋‧袁宏撰〈罗浮山疏〉、晋‧周颙撰〈玄畅碑文〉（以上文章类）。此外，像释道安撰的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也曾引用了许多次，可见引用的书籍还不仅如上所述。史料的丰富，所用功力之深，涉及方面之广，这里很明显表现出来。至引用的书中，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至卷十五的僧传部分，大都融会吸取；如《冥祥记》，引用达二十余事，也是相当多的（《冥祥记》已佚，由《法苑珠林》及《太平广记》所引的和本传对照可知）。另外，《名僧传》中，有二一六人收入本书正传，七十八人入附见，所采撷处一定更多。
本传综合已往僧传的体例，分为〈译经〉（三卷）、〈义解〉（五卷）、〈神异〉（二卷）、〈习禅〉、〈明律〉（共一卷）、〈亡身〉、〈诵经〉（共一卷）、〈兴福〉、〈经师〉、〈唱导〉（共一卷）十科。在草创时，原只八科，后因宋、齐杂记中很多记录转读、宣唱的事迹，而且这二种方式在传教上有它的作用，因加上后二科，足成十数。这十科虽然各有重点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联系。在组织形式上，这种分类法，要比《名僧传》的七科分类为整齐全面而有条理。全书著录正传二五七人，附见二七四人。
本传前八科之末有论有赞，末二科纂辑在后，有论有赞。作者说（大正50‧419a）︰“及夫讨核源流，商榷取舍，皆列诸赞论，备之后文。而论所著辞，微异恒体︰始标大意，类犹前序，末辩时人，事同后议。若间施前后，如谓烦杂，故总布一科之末，通称为论。”（见〈序录〉）。“论”实际概括了前序和后议，对一科的主旨源流有所阐明，对其中突出的人物也予以评定。另外还透露出作者对某些事物的看法，反映出一些历史上的情况。如〈译经论〉中评论（大正50‧346a）︰“顷世学徒，唯慕钻求一典，谓言广读多惑，斯盖堕学之辞。”〈亡身论〉中评论（大正 50‧406b）︰“凡夫之徒，（中略）弃舍身命，或欲邀誉一时，或欲流名万代。及临火就薪，悔怖交切，（中略）于是僶俯从事，空婴万苦。”都是针对当时僧人不好学习或妄邀名誉所提出的针砭。
卷十四是〈序录〉，有序录和全部目录，末附王曼颖致慧皎书一篇，慧皎答书一篇。〈序录〉和两篇书札对编写本传的意旨，都有所申述，对前代有关僧传的作品也有所评价，是研究自晋到梁‧天监末年包括本书在内有关佛教传记的重要史料。
本传包含了后汉至梁代中叶佛教发展的轮廓和不同行谊人物的面貌，以及佛教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。尤其〈译经〉、〈义解〉两科，作者特别重视，著录人物既多，内容也极繁富。关于翻译家的事迹、学派、移译的经过、译品的好坏；以及义解高僧的学识、学说、著作、与当代社会上名士的往来，和对玄学的激扬，都有所记载。另外，对于东来传译卑摩罗叉、佛驮跋陀罗（均见卷二）等为法忘躯的精神，西行求法的昙无竭、法显、智严、宝云、智猛（均见卷三）等不避艰险的事迹，也是欢喜赞叹竭力加以表扬。对高蹈离俗、遗弃名利、甘心枯槁的帛远（卷一）、支孝龙、僧度（均见卷四）、竺道壹（卷五）、道恒、道标、僧肇（均见卷六）等，也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此外，如求那跋陀罗（卷三）、慧永（卷六）、慧安、道汪、法瑶（均见卷七）、僧远（卷八）、僧隐（卷十一）、法愿（卷十三）等的蔬食，严佛调（卷一〈支娄迦谶传〉）、朱士行（卷四）、刘元真（卷四〈竺潜传〉）、邵硕（卷十）等的仍用俗姓，竺法乘（卷四）、竺法旷（卷五）、于道邃、于法威（均见卷四）等的随师为姓，竺法雅、支遁（均见卷四）、慧远（卷六）、昙谛（卷七）、法瑗（卷八）等的讲授外典，于法开（卷四）、竺法旷（卷五）、佛图澄（卷九）、法颖（卷十一）等的兼行医术，反映了天监十二年梁武帝敕断肉食以前蔬食还不是定制，道安以前僧人的姓氏，及外典与医疗在弘法上的作用，而显现出佛教在某一时代的精神面貌。
复次，此传所记中印文化的交流，以及中亚的史实和地理情况，都是今日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史上很珍贵的资料；而研究南北朝历史，传中所提供的材料，也可以互相参证。清代学者孙星衍尝注意及此，他认为此传“足资考史，地方古迹亦可借证，实为有用之书”（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二）。又说︰“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年，沮渠牧犍改元永和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，与北史同，足资考证。”（见《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》）实则足资考史的地方很多。至于《晋书》卷九十五〈艺术传〉中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麻襦、僧涉、昙霍、单道开、王嘉诸人的传，《南史》卷七十六附见宝志的传，也都可以和本传参照。又唐代释道宣撰《大唐内典录》，释智升撰《开元释教录》，都曾大量利用本传来充实其著作的内容，释道世在《法苑珠林》中引用的也很多。
本传受到前代学者广泛的好评，王曼颖说它是“不刊之笔。属辞比事，不文不质”（〈致慧皎书〉）。费长房认为是“为时所轨”（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一）。道宣说它“文义明约，即世崇重”（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〈慧皎传〉）。梁代藏书家梁元帝为江州刺史时（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，540～547），张绾就曾以此传为赠（见《金楼子聚书篇》），其为时人所重视可知。
唐‧释道宣在《续高僧传》序中，曾指出本传的缺点说（大正50‧425a）︰“缉裒吴越，叙略魏燕，良以博观未周，故得随闻成彩。加以有梁之盛，明德云繁，薄传五三，数非通敏，斯则同世相侮，事积由来。中原隐括，未传简录︰时无雅赡，谁为补之？”因为作者是梁朝人，当时南北分裂，对北朝资料的掌握，自然要受到地域的限制，作者是无能为力的。至于梁僧记录的不多，则因此传断限到天监十八年止，而且生存者不录。再者梁武帝时代佛教虽发达，但实行潜修的高僧并不多，这也不能归过于作者。但在个别地方，传中也还有欠精确之处。如鸠摩罗什的卒年，作者虽加以考证。但仍有错误，而应以僧肇撰的〈竺罗什诔〉（见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）作弘始十五年癸丑（413）为确。另外关于各家的学说，虽然提到，但失之太略，没有把内容或论点扼要的记录下来，较之《名僧传》，这点是有逊色的。
本传的文字典雅流畅，在六朝作品中，也属上乘。它不但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就是在研究哲学、历史、文学方面，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（苏晋仁）
◎附︰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卷二〈高僧传〉（摘录）
本书之主旨及内容
本书以高僧为名，本有超绝尘世之意。当时僧众猥滥，狗俗者多，故慧皎之论，每为时所不喜。慧皎自序于历数诸家僧传之失后，特辩之曰︰“前之作者，或嫌繁广，抗迹之奇，多所遗削，谓出家之士，处国宾王，不应励然自远，高蹈独绝，寻辞荣弃爱，本以异俗为贤，若此而不论，竟何所纪。”
又曰︰“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，然名者实之宾也，若实行潜光，则高而不名；若寡德适时，则名而不高。名而不高，本非所纪；高而不名，则备今录。”故此书之作，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，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。
本书为类传体，凡分十门。每门之后，系以评论︰（1）译经，三卷；（2）义解，五卷；（3）神异，二卷；（4）习禅、明律，共一卷；（6）亡身、（7）诵经，共一卷；（8）兴福、（9）经师、（10）唱导，共一卷。
自后汉至梁初，凡二五七人，附见者又二百余人。后之作者，都不能越其轨范。惜为时地所限，详于江左诸僧，所谓“伪魏僧”仅得四人，此固有待于统一后之续作也。
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
本书未有单刻本之前，只有藏本，学者少见。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二有孙渊如藏钞本，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云︰“慧皎高僧传，四库全书未及收。余读释藏于金陵瓦官寺见之，顷官安德，借录此本。僧人事迹，率多文人粉饰，然六朝士夫，无所自存，遁入释道，故多通品，辞理可观，且足资考史，地方古迹亦可借证，实为有用之书”云云。故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卷十一有慧皎〈高僧传序〉，注云︰“四库书未录梁高僧传，故此序不传。”其实何尝不传，特学者未之注意耳。
《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》又有明版姜家印行本，谓︰“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年，沮渠牧犍改元永和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，与北史同，足资考证。”按北凉‧沮渠牧犍，《魏书》《北史》均作改年承和，《御览》卷一二四引《十六国春秋》〈北凉录〉作永和，《通鉴》〈宋纪〉元嘉十年条因之，故纪元诸书，多以永和为正。据此书卷三〈浮陀跋摩传〉茂虔承和五年丁丑，即宋‧元嘉十四年，与《魏书》《北史》合，则“永”实误文也。
《世说新语》为说部最通行之书，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人，此二十人中，见于《晋书》〈艺术传〉者仅佛图澄一人，然十之九皆见〈高僧传〉。
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，《世说》中凡四五十见，应入《晋书》〈隐逸传〉，然《晋书》遗之。《高僧传》卷四有长传，而支道林始末毕见。
竺法深亦负高名，《世说》中凡五六见，刘孝标注谓︰“法深不知其俗姓，盖衣冠之胤也。”据《高僧传》卷四，则法深者僧名潜，晋丞相王敦之弟，年十八出家。永嘉初避乱过江，年八十九卒。晋孝武帝悼之曰︰“法师理悟虚远，风鉴清贞，弃宰相之荣，袭染衣之素，山居人外，笃勤匪懈。”何得谓不知俗姓。且法深卒年八十九，亦可订《世说》注七十九之误。
又《世说》〈言语篇〉，庾法畅造庾太尉条，注谓︰“法畅氏族所出未详。”〈文学篇〉北来道人条注，引庾法畅〈人物论〉，亦作庾。《高僧传》卷四作康法畅着〈人物始义论〉，自当以康为正，今本《世说》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。魏晋沙门，依师为姓，故姓支姓康者，皆外国姓，非本姓。〈言语篇〉支道林养马条，注谓︰“支道林本姓关氏。”〈文学篇〉康僧渊初过江条，注谓︰“僧渊氏族所出未详。”正与康法畅同例。若果姓庾，则中国姓也，何云“氏族所出未详”，此严可均《全晋文》所以据《高僧传》而知今本《世说》误也。
叶德辉辑《世说》注引用书目，于庾法畅〈人物论〉下云︰“高僧传引作康法畅，两书必有一误。”而未断为谁误，盖未细考耳。
范蔚宗被杀，门有十二丧，无敢近者，释昙迁抽货衣物，为营葬送，《宋书》卷六十九、《南史》卷三十三〈范传〉皆不载，亦见于《高僧传》卷十三〈迁传〉。
《梁书》卷二十二〈南平王伟传〉︰“伟，太祖第八子，初封建安王，天监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。性多恩惠，尤愍穷乏，常遣腹心左右，历访闾里人士，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，即遣赡恤之。太原王曼颖卒，家贫无以敛，友人江革往哭之，其妻儿对革号诉，革曰︰‘建安王当知，必为营埋。’言未讫而伟使至，给其丧，事得周济焉。”《南史》卷五十二同。
江革见《梁书》卷三十六︰“豫章王综长史，随镇彭城，城失守，为魏人所执。魏徐州刺史元延明，闻革才名，厚加接待，革称患脚不拜，延明将加害，见革辞色严正，更相敬重。时祖□同被拘执，延明使□作欹器漏刻铭、革作丈八寺碑，革辞以囚执既久，无复心思，延明逼之愈苦，将加棰扑，革厉色言曰︰‘江革行年六十，不能杀身报主，今日得死为幸，誓不为人执笔。’延明知不可屈乃止。日给脱粟三升，仅余性命。值魏主请中山王元略反北，乃放革及祖□还朝。”《南史》卷六十同。
吾人读此二传，知南平王之高义，江长史之忠贞，然王曼颖何人，仅知其贫无以敛而已。夫天下贫士多矣，茍别无所表见，则贫何足尚。及读《高僧传》末附曼颖与慧皎往复书，乃知皎撰《高僧传》，曾与商榷义例，既成，曾请其掎摭利病，并称其“学兼孔释，解贯玄儒”，则曼颖不徒以贫见称，实为梁初之高士，宜江革与之为友。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四采此二书；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卷八载曼颖一文，亦根据此传；严可均辑《全梁文》亦采之；姚振宗考《隋志》杂传类补《续冥祥记》，亦利用此等史料以考王曼颖，而王曼颖乃真不朽矣。
［参考资料］ 陈士强《佛典精解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