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】
宋高僧传
三十卷。宋‧赞宁撰。收在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。
赞宁俗姓高，吴兴郡德清县（今浙江省德清县）人。后梁‧贞明五年（919）生，后唐‧天成间（926～929）在杭州祥符寺出家，清泰初年（934）入天台山受具足戒。通南山律，有“律虎”之称。任两浙僧统，吴越国王授以“明义宗文大师”的称号。宋‧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吴越降宋，宁随钱俶来到汴京。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，授予紫衣，赐“通慧大师”号。六年（981）任右街副僧录。七年（982）奉令修《大宋高僧传》，乃请命回杭州编纂，到端拱元年（988）完成。淳化元年（990）又奉令编《三教圣贤事迹》，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，撰成《鹫岭圣贤录》五十卷。二年（ 991）任史馆编修，咸平元年（998）任右街僧录，次年迁左街僧录。咸平四年（1001，一说咸平五年）入寂，年八十三岁。撰佛教著作共一五二卷，一般著作四十九卷。
宋代开创以来，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，于是雕大藏经，设译经院，普渡僧尼，营建寺宇。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，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。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、智轮等从事编撰，历时将近七年，撰成本书三十卷，受到太宗的奖励，令僧录司编入大藏。到至道二年（996），赞宁又修理重治，补进去一些材料（见后序），始成定本。
作者为编纂本书，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。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︰“遐求事迹，博采碑文。”自序中也说︰“或案诔铭，或征志记，或问輶轩之使者，或询耆旧之先民。”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，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，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，如〈道因传〉是据李俨撰的碑文，端甫、宗密传是据裴休撰的碑文，惟宽、上恒、神凑、寂然传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。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，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。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，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，如〈玄素传〉是据李华撰的〈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〉，〈道光传〉是据皎然撰的〈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〉，似此者还很多。此外，如〈知玄传〉引用僧彻撰的传，〈怀素传〉引用如净撰的传，〈鉴真传〉引用思托撰的《东征传》，又如羲寂、德韶、王罗汉等，或是赞宁的同学，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，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。再如法玩、志鸿、允文、道育传，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。另外，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，虽没有注明，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，如不空、一行、难陀、义师、智灯、守素、法正、惟恭、会宗、道荫等传，都是据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及《续集》；明瓒、圆观等传，都是据袁郊的《甘泽谣》；搜集方面之广，由此 可见。
本传分〈译经〉、〈义解〉、〈习禅〉、〈明律〉、〈护法〉、〈感通〉、〈遗身〉、〈读诵〉、〈兴福〉、〈杂科〉十篇，每篇之末有论，均与《续高僧传》相同。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，来申明作者的宗旨，或者自为问答，来解释某一疑难，则是前传所无。
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，正传得五三一人，见于附传的一二五人。
赞宁明习掌故，对于史书写作的体例，颇为重视，在某些篇传中，就表达了这种意见。〈钦师传〉中说明作传的人受到条件的限制，难免遗漏。本书中记载上涉到魏、齐、陈、隋的僧人，用来补《续高僧传》之阙，就是这个原故。〈道鉴传〉说一件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史家记录，可以按传闻异辞的例来记载。清彻传〉说明有的传太简，乃因记载阙如；撰史要求实录，繁略都必须有据等。作者在这几篇中，发凡起例，说明写作的标准和态度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〈宋高僧传〉谓︰“赞宁此书于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，殊乖史法。”又谓︰“本书所载，即托始于唐，而〈杂科篇〉中乃有刘宋、元魏时代两人，亦为未明限断。”实则武后时人系之周朝，完全符合史实，而上纪宋、魏，也如前面所说，是为了补《续高僧传》的遗漏。并且此书不是断代的著作，不能以“限断”来说明它的不谨严。相反的，赞宁则是极其讲究史法、重视史法的。他曾撰《非史通》六篇，为王禹偁所激赏，就是明证。
本传〈习禅篇〉的篇幅比较多，所记都是禅宗著名人物。从唐代迄宋初，正是禅宗兴盛时期，五家渐次成立，宗派之争也最激烈，在禅宗灯录诸书则大半隐讳而不载。本书在神秀、神会、灵坦、圆寂等传以及〈习禅篇〉论中，将南顿北渐之争的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来，是研究禅宗史的很好资料。其次，律宗的南山、相部、东塔三家的争执，记载在道岸、如净、昙清、圆照等传和〈明律篇〉论中。它虽于各家所根据的理论没有详细的说明，但是关于律 宗的发展，则是很宝贵的记录。此外，密宗是唐代新传来的宗派，其中几位主要人物如金刚智、不空、善无畏、一行等事迹，都是比较详细的，另外，〈译经篇〉论中所载译经的六例，译场的设官分职，也是译经史上重要的文献。
在本书中又记载有一些有关佛教掌故的考证，例如〈菩提流志传〉中论“莎□诃”的译音，〈元康传〉中的解释“纳播”，〈智藏传〉中的证“杭乌山”之讹，〈道膺传〉中的记“卓祭”，〈义宣传〉中的解释“不避祖讳”等。
本传在分类上，也有些是不完全恰当的。智常、楚南、玄泰、希运、全豁都是禅宗的人物，似不宜归入护法、感通和遗身科；玄朗、延寿都是对佛教理论有深厚的素养，不宜列入兴福科；道邃是天台宗第十祖，智宣西行求法，归来译经，都不宜列入杂科。另外，还有一部分传，如圆测、慧沼、法藏、光仁、灵彻、道义等，都失之太略。按宋复有〈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〉、李俨有〈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慧沼神塔碑〉（均见《玄奘师资传丛书》），可以补圆测、慧沼传的不足。崔致远有〈法藏和尚传〉，记法藏的事极详。澄玉有《疏山白云禅院记》，刘禹锡有〈彻上人文集序〉载有光仁、灵彻二人的氏族、籍贯和事迹。《广清凉传》卷中有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，记道义事。又朝鲜的高僧义湘、元晓、真表，在《三国遗事》中引有〈浮石本碑〉、〈义湘本传〉、〈元晓行状〉、〈真表事迹〉（均见卷四）等，可以和本传互相参证。
本书中个别的记载也有错误之处，〈道宣传〉、〈善无畏传〉记善无畏到唐，愿依止道宣。其中还杂以怪诞之谈。作者忠无畏来时，道宣已去世五十年，但是仍说无畏出没无常，非人之所测，而宁违背史实。〈善无畏传〉又载北邙山巨蛇事，据《旧唐书》〈五行志〉，此事发生在天宝年间，时善无畏早已逝世。这段根据《宣室志》而转载的事，也是妄传而非事实。〈不空传〉中有咒北邙山蛇死的事，此处或即不空的事之误传。又〈法藏传〉记他曾经参与玄奘译经，后因见识不同而退出译场。按法藏生于贞观十七年（643），至麟德元年（664）玄奘卒时，才二十一岁，尚未出家。考崔致远撰的《法藏和尚传》也没有参与玄奘译场的记载，这段记录也是不可靠的。〈澄观传〉作“元和年卒，春秋七十余”。应改为开成三年（838）102岁卒才是。〈齐翰传〉作“大历十年终于本院，春秋六十八。”按皎然撰的〈唐苏州东武丘寺律师塔铭序〉作“某年终于本院”，某年并没有具体指明是何年，作大历十年，是承上文入流水道场的年代而致误。〈唯俨传〉说他“谒石头希迁禅师，密证心法。”《隆兴编年通论》说《传灯录》等都以药山嗣石头迁，而药山去世后八年弟子们立的碑则谓得法于马祖道一，碑即指唐伸撰的〈沣州药山惟俨大师碑铭〉，作从马祖道一二十年，当以碑文所载为确。
还有些高僧没有收入本传，后人对这点颇有意见。如宋‧慧洪说︰“云门大师僧中王也，与之同时，竟不载，何也？”又说︰“予初游吴，读赞宁《宋僧史》，怪不作〈云门传〉。有耆年曰，尝闻吴中老师自言，尚及见宁，以云门非讲学，故删去之。”明‧大□在〈建州弘释录序〉中，清‧徐昌治在《高僧摘要目录》里，都有此议。又宋‧智圆说，汇征应“列传于高僧，播美乎百世，而不见大宋之十科者，虽曰传者不蔽贤，吾不信也”。文偃是云门宗开山始祖，虽有雷岳撰的匡真大师塔铭〉和陈守中撰的〈匡圣宏明大师碑铭〉，但在偏僻的广东乳源县，因而没有列入。这正是作者在〈钦师传〉中所说︰“亦犹大宋文轨既同，土疆斯广，日有奇异，良难遍知。纵有某僧也，其奈史氏未编，传家无据，故亦阙如弗及录者，留俟后贤者也。”若说因非讲学而被删去，则不是事实。至于汇慈在吴越国以文学出名，赞宁曾从之学文章，没有列入，自然难免“蔽贤”之讥了。
总的说来，本书根据大量原始资料，整理排比，剪裁融贯，然后成书，而叙事清楚，虽间有神奇怪诞记载，仍不失为这一时代中有关佛教历史人物的一部重要著作。（苏晋仁）
◎附︰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卷二〈宋高僧传〉（摘录）
本书之特色及缺点
本书最精彩者为〈习禅篇〉，因中国禅宗，起于初唐，至晚唐而极盛。会昌五年毁佛，教家大受挫折，惟禅宗明心见性，毁其外不能毁其内，故依旧流行。五代末，北宋初，佛教各派均已式微，独曹溪以下五宗，于此时渐次成立。五宗者，自六祖慧能后，分为二派︰曰青原行思，曰南岳怀让。南岳复分二派︰曰临济，曰沩仰；青原复分三派︰曰曹洞，曰法眼，曰云门，是为五宗。今日惟临济、曹洞犹存，三宗早绝。本书除云门宗开山之云门文偃外，于各宗重要人物，皆有专传。云门匡真大师塔铭，本南汉大宝元年立，又碑铭大宝七年立，以僻在广东乳源县，故赞宁当日搜罗未获，今皆见《南汉金石志》。
然禅宗自曹溪五宗以前，派别已极纷歧，斗诤甚烈，禅宗本身诸史，多讳而不言。赞宁本非禅宗，且博学多通，号称“律虎”，当时玄学，每斥讲家为数宝之人，见本书习禅篇〉总论。赞宁于禅宗斗诤之迹，亦不为之讳，故卷八〈神秀传〉论谓︰“达摩没而微言绝，五祖丧而大义乖。”考唐代禅宗史者，固可于《宋僧传》求之，此本书之特色也。
慧皎著书，提倡高蹈，故特改名僧为高僧。道宣戒律精严，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，争之甚力，皆僧人之具有节□者，有专书名《沙门不应拜俗等事》。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，入宋后，又赐紫衣，充僧录，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；本书又为奉诏而作，故不能与前书媲美。
《宋高僧传》卷七五代棣州开元寺〈恒超传〉︰“恒超姓冯氏，范阳人。挂锡无棣，二十余年，节操高迈，前后州牧修名执刺相礼重者，止令童子辞以讲贯，罕曾接对，初有所慊，终伏其高。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，欲飞章举赐紫衣，超闻惊愕，为诗曰︰虚着褐衣老，浮杯道不成，誓传经论死，不染利名生。且曰︰如其复尔，则吾在卢龙塞外矣。郡将闻而止。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，知是乡关宗人，先遗书序归向之意，超曰︰贫道闲人，早舍父母，克志修行，本期弥勒知名，不谓浪传宰衡之耳，于吾何益。门人敦喻，不得已答书，具陈出家之人，岂得留心虚名薄利。瀛王益加郑重，表闻汉祖就赐紫衣，自此忽忽不乐，以乾祐二年，微疾终于本院。”此五代时高僧也。赞宁对之，宁无愧色。然赞宁于〈恒超传〉不便批评，乃于前卷〈宗密传〉论，发其意见，且藉以自解焉，在史法中所谓互见例也。
《宋高僧传》卷六〈宗密传〉论曰︰“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，则吾对曰︰教法委在王臣，茍与王臣不接，还能兴显宗教不！今之人情，见近王臣者则非之，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，茍合利名，则谢君之诮也，或止为宗教亲近，岂不为大乎，宁免小嫌，嫌之者亦嫉之耳，茍了如是义，无可无不可。”因此赞宁之书，不提倡高蹈，与慧皎异；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，以媚世为当，故持论与道宣又异。
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五〈义宣传〉论︰“或曰︰今沙门姓既为释，名复不讳，言我不随俗谛，云何对君主称臣，莫西域有否？通曰︰姓名不对王者，臣妾表疏合然。昔齐帝问王俭，遂令对见称名，至唐肃宗朝，始见称臣，由此沿而不革。良以沙门德薄，日就衰微，一往无复矣。又以法委国王，诚难改作，王谓为是，楷定莫移，故佛言虽非我制，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”云。言为心声，赞宁所言若此，故其书颇主张随俗浮沉，与时俯仰，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，致使西山之节，郁而不彰。欧阳公生平深恶冯道，故对赞宁亦屡示不满。